囚徒困境的具体应用：让对方陷入困境

唐朝时候，李德裕任浙西观察使。当地甘露寺的和尚向官府控诉前任知事僧在移交常住物时，私吞了黄金若干两，并引以前几任知事僧的证言为证。他们一任接一任地往下移交，都有文书账簿。新卸任的知事僧已经承认了盗取黄金之罪，但是却没有交代出金子被用到什么地方去了。李德裕怀疑新卸任的知事僧说的不是实话，于是就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那个知事僧才诉冤：“其实多年以来，寺内移交的都是空账本，黄金早就不存在了。众僧人孤立我，想赶我走，才借此陷害我。”李德裕说：“这事不难查清楚的。”他即刻找来历届知事僧前来对证。僧人们被要求坐在便轿里，轿门都朝着墙壁，互相之间不得见面。然后，差役们各给僧人一些黄泥让他们各自捏出交付给下一任知事僧的黄金形状，并声称要以此作为给案犯定罪的证据。结果，由于那些僧人并没有见过金子的形状，自然也都捏不出来。这样，他们诬陷的罪行便表露无疑了，众僧人也都一一认罪。

以上例子给我们一种启发，通过设计改变博弈参与者的格局，造成一种压力，那么他们很有可能改变原来同谋共犯的合作关系，转而从原来的合作型博弈走向非合作型博弈。当然，能够促成这种局面的设计可能有很多种，但是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一种就是有意地制造信息的不对称。

比如在囚徒困境中，两个囚犯都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以及每一种策略可能得到的结果，因此其策略选择都是可以预知的。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完全信息的理想模式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存在大量的干扰因素。但也正是由于这些干扰因素的存在，我们就可以通过巧妙的布局设计，人为创造出一种囚徒困境的环境，迫使对方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行动。

在《战国策》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可以作为这种策略的最佳注解：春秋时楚国杰出的军事家伍子胥由于触怒了楚平王而被迫出走。在逃亡中，伍子胥在边境上被守关的斥候抓住了。斥候对他说：“你是逃犯，我必须抓你去面见楚王！”伍子胥说：“楚王确实正在抓我，但是你知道楚王为什么要抓我吗？是因为有人跟楚王说，我有一颗宝珠。楚王一心想得到我的宝珠，可我的宝珠已经丢失了。但楚王不相信，我只好逃跑。现在你抓住了我，还要把我交给楚王，那我将在楚王面前说是你夺去了我的宝珠，并吞到肚子里去了。楚王为了得到宝珠就一定会先把你杀掉，并且还会剖开你的肚子，把你的肠子一寸一寸地剪断来寻找宝珠。这样我活不成，而你会死得更惨。”斥候信以为真。他还怎么敢把伍子胥交给楚王呢？于是伍子胥终于顺利逃出了楚国。

在被斥候抓住以后，伍子胥是处于一种绝对的劣势地位。他要想改变这一局面，就必须采取一个策略。伍子胥宣布自己将会在楚王面前采取报复行动，这就使原本同时出招的博弈变成相继出招的博弈，而且还是伍子胥先行。试想，如果伍子胥若是不宣布进行报复，或者甚至宣布不会进行报复，他是不会得到任何好处的。

从这我们可以看出来，诬陷和释放分别是伍子胥和斥候的严格优势策略。斥候能够得到的最好结果是把伍子胥押送给楚王，而伍子胥不诬陷他吞了宝珠。这样伍子胥就会被杀掉，而斥侯可以得到楚王的奖赏。但是如果伍子胥诬陷他的话，那么他的结局就和伍子胥一样，失去生命。伍子胥已经告诉他，如果他选择押送，自己就会选择诬陷。因为对于伍子胥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否诬陷，自己的结局是不变的。对于这一点，斥候也十分清楚。因此，伍子胥的威胁是可信的。

从博弈论角度来看，人都是理性的，所以斥候一定会选择与伍子胥合作的策略。由此可见，要想策略地行动，你必须保证自己不要采取在同时出招博弈里的均衡策略。伍子胥的这一策略行动改变了斥候的预期，进而改变了他的行为。

其实，生活中也大抵如此。人们面对可能出现的潜在的危机，总是会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这是一种预期的支付，以保证自己能够免于陷入困境。这种预期支付心理，恰恰给了处于显性困境者以机会，或用欺骗方式，或夸大其词，让对方作出预期支付，帮助自己摆脱困境。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伍子胥三言两语巧妙地转换了自己的劣势处境，并且把个人的困境与对手的困境捆绑在了一起，迫使其作出了帮助自己解围的理性选择。

这对于我们每个人在处于劣势时转换思维方式，是很有启示的。创造一种困境，使对方陷入与你一样无法全身而退的困境，那么即便在这种困境出现之前，他本来拥有拿走你所有的一切的优势，此时他也只能被迫进行理性的决策，与你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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